放大
缩小
默认
举国抗日之际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。工作需要，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，简称“八办”。这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“八办”，就像浮在水面的小船，船上承载着公开的统战工作，船下隐藏着秘密的情报工作……
西安“八办”的由来
西安“八办”的前身，是西安红军联络处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“西安事变”扣押蒋介石之后，立即邀请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。1937年1月，中共中央开进延安，2月，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。同国民党打交道，需要了解国民党的干部，“龙潭三杰”的唯一幸存者李克农，就成了红军联络处主任。
把公开活动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蒋介石手里毕竟有权，党政军联席会报，军警宪特联合行动，严密监控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。“西安事变”爆发后，周恩来立即赶到西安，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。
事变平息后，周恩来又要返回延安，一次匆匆之行，周恩来却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：公开、半公开、隐蔽，三种机构。公开机构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，处长为特科时期的无线电专家伍云甫；半公开机构：中共陕西省委，书记为老地下党员欧阳钦；隐蔽机构：西安情报站，负责人为前中央交通局长吴德峰。
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。戴中溶是胡宗南司令部的机要科长、肖德是特务侦缉队长、宋绮云是西北军统帅杨虎城的秘书、李锡九是西安行营主任程潜的参事、张初人是省主席蒋鼎文的随从秘书、石钟伟是董钊军长的秘书，还有社会名人杨明轩、杜斌丞等，打人最深的是陈忠经、熊向晖、申健三人组。
中共利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个公开机关，大力开展统战活动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“八办”主任，原因之一是，西安行营长官程潜是林伯渠北伐时的老搭档。“八办”驻有八路军一个排，排长张耀祠、班长古远兴。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是电台台长。罗青长兼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，负责情报保卫工作。
西安“八办”的驻地七贤庄一号，原是一座牙科医院。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，来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，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。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，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。
七贤庄一号里的国共暗战
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，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。陕西省调查专员、中统头子郭紫峻，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，轮流在“八办”门日盯梢，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。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。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，监视“八办”的积极性高到要争权的程度。
1939年，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，乘机把监视“八办”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中。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“红帮山主”，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，却是一个老牌军统。
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。一天清晨，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，后座上还带着什么东西。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。那个“八办”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，直到把西安全城转遍，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，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。
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，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。这天大雨，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，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。对面“八办”的人笑喊：“辛苦了，过来坐坐?”特务正在尴尬，对面又扔过来香烟，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。
恼羞成怒，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，以登记为名，闯入七贤庄检查。按照国共双方约定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、枪支、弹药都要上报数字，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。可是，罗青长精细布置，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，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、一粒不少。一次检查时，发现少了五粒手枪子弹，特务正要发作，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，其中子弹恰是五发!
特联汇报说，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，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。“八办”的小青年经常在院外打篮球，国民党特务就在旁边观战，其实是数人头，判断哪些是电台人员。李力早已认出这些特务，索性打招呼：“看什么，下来打一场!”于是，特务不得不放弃监视下场打球，敌我双方同场竞技。
弄不到实情的特务急了，索性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，可是，总也找不到电台。一天深夜，西安警察局突击检查，仍未发现电台。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，现在成了七贤庄革命遗迹的一个参观点。
复杂的斗争环境，考验着年轻的共产党人。大革命时期当过武汉市公安局长的吴德峰，走到大街上难免碰到熟人。环境复杂，吴德峰小心谨慎，多次避过特务的跟踪检查，还言传身教，精心培养青年情报干部。兼任西安情报站党支部书记的罗青长，作风细密，思维清晰，记忆力奇佳，是个搞情报的好材料。吴德峰经常带领罗青长出外活动。经历西安秘密工作的罗青长，1941年调回延安中社部，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。
策反胡宗南，宣侠父被害
艰险生活牛也有欢乐，可秘密情报人员的欢乐总是比艰险短暂。1938年7月31日，西安“八办”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。共产党方面判断，宣侠父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有关。西安“八办”多次向蒋鼎文、胡宗南要人，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，向蒋介石要人，国民党方面则一概推脱不知，胡宗南更赌咒发誓不知情。
西安情报站布置内线展开侦察。中统的侦缉队长师印三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，后来脱党，此时又和党取得联系。罗青长要他在“八办”周围安排力量，表面监视，实际护卫。师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。通过这些关系，终于弄清宣侠父事件的真相。
“西安事变”之后，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、西北军，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。行营主任蒋鼎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，带兵大将胡宗南、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。为了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，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。
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，虽然被蒋介石调到后方围堵八路军，却还是有心抗战。听说老同学宣侠父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，特意请宣侠父介绍抗日经验。共产党方面正把胡宗南作为争取对象，乘机把宣侠父调到西安，专门做国民党军方工作。胡宗南请宣侠父为自己编写抗日游击教材，制定抗日作战方案，两人私交越来越多。
这就引起蒋介石的极大警惕，蒋介石绝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，于是密电蒋鼎文：秘裁宣侠父。
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，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。宣侠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，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慎之又慎。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，与警察局局长李翰廷反复商议，决定乘夜暗动手，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。
事后，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均，发牢骚讲怪话，被“八办”情报员师印三听到。西安情报站立即报告中央。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抗议，要求国民党负责答复。蒋介石不得不说：“宣侠父是我的学生，背叛了我，是我下令杀掉的。”
此案的微妙在于胡宗南。共产党找胡宗南要人，因为胡宗南与宣侠父颇有往来。胡宗南确实不知道，因为蒋介石和蒋鼎文都瞒着这个当事人。蒋介石秘裁宣侠父，正是怕他策反胡宗南。
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，国民党居然暗杀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少将?老蒋这手法实在见不得光。而共产党呢，吴德峰不是没有机会报复，潜伏在西安行营的共产党员有好几条线，神枪手于忠友干掉胡宗南不成问题。
可是，共产党人没有采用军统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吴德峰组织大家调研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，得出左中右“两头小、中间大”的结论。毛泽东据此认为，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，应该团结左派，争取中间派，孤立少数顽固派。
合作孕育斗争，统战包含密战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有理、有力、有节，始终占据道德高地。
(据《档案春秋》《天津日报》)
一／附录／——
延安时期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体制
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“五大书记”即毛、刘、周、朱、任。毛泽东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，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，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，刘少奇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，朱德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。这表明，延安时期，中共中央对于情报、保卫工作，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，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。
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，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，周恩来曾绎参观苏联的有关机构，顾顺章、陈赓、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。延安整顿情报保卫机构，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，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、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。但是，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从创建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，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。
保卫部门向来有个“工作网”，隐身在党政军群单位的秘密网员，直接向保卫机关负责，提供内部情况。这项从苏联学来的制度，违背了不在内部搞侦察的原则，也在延安时期取消了。
中共倡导的党委领导制度，与苏联大有不同。有趣的是，中共这项制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时期，曾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，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不搞选举，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人选。
延安时期，中共的多项工作，包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，都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，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，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。
放大
缩小
默认